第235章 又过了两年

春去秋来，又过了两年，到了洪武八年。

在宋江义军和朝廷毫不留情的政策双重威逼之下，北方的士绅，要麽被除去，要麽妥协，儿乎全都接受了新政二策。

将丁税分摊到田亩中，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人头税」。此前北方也存在的丁税常因人口隐匿丶流民问题导致的徵收困难，在改革后以土地为徵税依据，北方士绅也需按田亩缴税，北方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则税负减轻，朝廷在北方税收基数更稳定，财政收入显着增加。而打破士绅阶层「免役免税」的特权，要求北方士绅与北方百姓一样缴纳田赋丶承担役（或折钱代役），此举扩大了纳税群体，减少了税收漏洞，进一步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此前士绅免税特权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役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役重」，百姓负担沉重。改革后，北方士绅的特权被削弱，北方百姓的税负更公平，北方减少了因赋税不均引发的民怨，北方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摊丁入亩》使得北方无地的百姓无需再为丁税担忧，北方的人口流动限制放宽，使得北方百姓可更自由地从事手工业丶商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再加上，朝廷大力推动北方的工业发展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将对外贸易的重心移到了北方。

如此一来，在赵宋王朝的北方，已是另一番景象。

昔日隐匿田产的北方士绅，在失去赋税特权后，在土地方面的收入明显减少，被迫将资金转向实业，大量的诸如纺织厂之类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北方大地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麻晓娇研发的先进农具的推广，种地已经用不了那麽多人了。

一种地的人减少的同时，因为有袁倾城研发出来的高产粮食丶先进的种植技术，粮食的产量普遍翻倍，有些地区甚至翻了不止一倍，可以说，北方靠自己种粮几乎就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于是，大量吃饱了饭的农村剩馀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为新兴的工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这些百姓，脱下了沾满泥土的衣裳，换上了整洁的工装，从田间的耕作者转变为工厂里的生产者，他们的身份与命运，在这股历史洪流中悄然转变。

北方的城镇随着人口激增而迅速扩张，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市集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琳琅满目，从精致的瓷器到实用的机械零件，从柔软的棉布到坚硬的钢铁制品，无一不彰显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茶馆丶酒楼丶戏院等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昔日相对萧条的北方大地，如今已是繁华一片，生机勃勃。

而随看海上贸易重心北移至登州港与密州板桥镇港，原本只到达南方的蕃商船队，如今频繁穿梭于渤海湾。

码头上，装满玻璃丶香皂丶瓷器丶丝绸丶茶叶的货船昼夜不息，来自大食丶波斯的香料与赵宋王朝北方工厂生产的棉布制品丶糖制品丶水果罐头丶白酒丶木自行车丶人力车丶

火柴丶钟表丶煤油灯丶面粉丶香水等商品在此完成交易。

登州港和密州板桥镇港的关税收入两年间翻了五十多倍，成为新的「黄金口岸」。

为保障工业血脉畅通，朝廷以充盈的财政为后盾，在中原大地展开基建浪潮，疏浚黄河故道丶开凿运河支流，昔日淤塞的河道重新贯通，装载水泥丶煤炭的货船可直达工厂码头；新修的官道如蛛网般延伸，马车丶木自行车丶人力车丶鸡公车川流不息，将工业品运往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麽多年的研发，麻晓娇一直在研发的蒸汽机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信要不了多久，火车就能诞生。

真到了那一天，那北方的经济可就不只是腾飞了，而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爆发。

总之，经过了多年的阵痛，赵宋王朝的北方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复兴。这股变革的力量，不仅重塑了北方的经济结构，更深刻地影响了北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而南方，与北方蓬勃兴盛的景象截然不同。

土绅集团凭藉根深蒂固的势力，将朝廷推行的新政二策政策视作洪水猛兽，抱团抵制。他们勾结地方官吏，利用宗族势力操纵舆论，甚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闹事，致使朝廷的改革在江南水乡丶岭南之地寸步难行。

在赋税制度上，南方依旧维持着「富者逍遥避税，贫者困于苛捐」的畸形局面。土绅们通过瞒报田产丶虚报人口等手段，将大量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无数佃农既要承受高额田租，又要承担繁重的丁税，即便遇上丰年，也难免在温饱线上挣扎。大量的农户听说北方现在发展得极好，所有人都摆脱了饥饿，更没有了生孩子溺死的事情发生，因此，为了逃避赋税，为了能吃上饱饭，为了能过上粮食自由的生活，大量的南方百姓举家北上，致使许多良田荒芜，杂草丛生。

工业发展在南方更是举步维艰。因士绅集团垄断着大量土地，他们完全可以靠吃地租大赚特赚，又固守着「农本商末」的陈旧观念，拒绝将财富投入实业，使得南方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工厂。少数敢于尝试开办作坊的商人，也因为无法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竞争力。

街道上，依旧是传统的手工作坊零星分布，生产效率低下，商品种类单一，毫无现代工业气息。大量头脑精明想干一番事业的南方人北上开办工厂，甚至就在北方扎根了。

商业领域，南方虽坐拥便利的水运条件，却因社会矛盾尖锐丶百姓购买力低下而日渐萧条。曾经繁华的扬州丶杭州等商业重镇，市集上人流稀疏，店铺纷纷倒闭。与北方商贾云集丶货通四海的热闹场景相比，南方的商路愈发狭窄，对外贸易也仅靠着广州丶泉州等少数港口维持着微弱的生机，且交易商品多为传统的丝绸丶茶叶，缺乏新兴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城市建设方面，倒也不能说南方落后了，但因为南方城镇没能得到朝廷的资金投入，

北方对南方的粮食需求也没那麽大了，以至于朝廷不愿意再往运河里投钱清理了，这使得南方只能维持之前的情况，甚至开始走下坡路。这与北方宽整洁的官道丶四通八达的河道水系形成鲜明反差。

而农村地区，因大量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且赋税沉重，百姓们根本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丶推广新式农具，士绅是靠租土地赚钱的，旱涝保收，根本就没有动力提高粮食的产量，粮食产量多年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南方的宝地。

总之，南方的社会阶层依旧被士绅集团牢牢把控，百姓上升通道狭窄，思想观念保守僵化。茶馆里讨论的不是工业革新与商业机遇，而是家长里短与陈旧的礼教纲常；书院中教授的仍是四书五经，鲜有人关注科学技术与新兴思潮。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与北方蓬勃向上丶锐意进取的社会风气相比，宛如两个世界。

睦州，青溪县。

三十来岁，头戴蓝色头巾，身穿深灰色旧麻衣，腰系暗红色粗布条，下面穿着一双边都磨飞了的鞋的方腊，对着他身前的上百名青年高声说道：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子弟耕田织布，终岁劳苦，少有粮食布帛，父兄悉取挥霍一空；稍不如意，则鞭答酷虐。诸君甘受乎？！」

「不能！」

「士绅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而欺侮于我，不给我活路！诸君安乎？」